(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日前接受《經濟學人》專訪強調，締造兩岸和平是她最重要的使命，並表示，「如果回歸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我們也是所謂的中國人。」這句話不僅是對外媒的表態，更是對台灣社會、對國民黨內部丟下的震撼彈。果不其然，第一個被波及的不是民進黨，而是台北市長蔣萬安。蔣萬安的回應簡短卻精準：「我強調，我是台灣人，中華民國的國民。」這場隔空交鋒，瞬間揭露了國民黨內部長期存在的認同裂縫。
國民黨準主席鄭麗文（中）接受《經濟學人》專訪，說明國民黨最新的兩岸論述。（圖片翻攝來自鄭麗文臉書）
鄭麗文的「中國人」：憲政語言與文明敘事
鄭麗文的論述並非單純的國籍問題，而是「文明身分」的再詮釋。她刻意將認同拉回文化、歷史與血緣的脈絡，認為「中國人」是一種文明共同體，而非政治國籍。更進一步，她援引《中華民國憲法》，指出台灣人民在法統意義上仍屬「中國人」。這套說法在國民黨並非新鮮，但問題在於「合不合時」？ 在2026年的台灣政治的現實裡，這樣的兩岸語言早已高度政治化，台灣選民聽到的不是文化，而是其政治立場？
蔣萬安的「台灣人」：雙層認同的語言策略
蔣萬安的回應看似中性，實則精準。他沒有落入「中國人 vs 台灣人」的二元陷阱，而是以「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的組合語法，回到台灣社會的最大公約數。這種雙層認同結構包含兩層邏輯：
1. 台灣人：認同土地、社會與民主共同體。
2. 中華民國國民：承認憲政體制與中華民國的法統。
這並非模糊，而是政治現實主義的語言策略，既符合台灣社會的認同演化，也維持政治安全感。
國民黨的核心困境：誰來定義認同？
這場爭論的本質，不在於鄭麗文或蔣萬安誰對誰錯，而是——國民黨到底要由誰來定義「身分敘事」？
鄭麗文代表「文明中國敘事」，試圖向對岸與國際傳遞文化包容性。
蔣萬安代表「台灣共同體敘事」，在台灣選票市場經營安全感。
問題是，這兩條路線在台灣選舉現場根本不是同一個頻道。前者容易被解讀為「親中」立場，後者則更貼近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
民眾黨立委李貞秀介入：憲法文本 vs 社會語言
民眾黨立委李貞秀則聲援鄭麗文，李貞秀直言「中華民國的國民不叫中國人，不然叫什麼？」這句話更直接、更衝，但政治風險也更高。因為在台灣現實語境裡，「中國人」幾乎已被理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代稱，而「中華民國國民」則等同於「台灣人＋憲政體制」。李貞秀的說法，等於是用中華民國的憲法去對抗台灣社會的認同現實，這在政治上往往是「輸多贏少」。
兩岸政策的分歧：訪習 vs 守本土
鄭麗文不僅提出認同論述，還規劃於2026年上半年登陸、會見習近平，試圖帶回「兩岸和平承諾」。她的論述核心在於鋪路兩岸對話，屬於「信任建構型外交」。然而，當對外釋出的身分訊號與對內社會認知落差過大時，反而可能引發內部不信任。蔣萬安則完全不同，他的政治安全性來自於台灣社會對「本土＋憲政」的信任感，屬於「內部合法性優先」的策略。
憲政語言與社會語言的張力
台灣的政治現實顯示，中華民國的憲法法統與台灣社會能夠接受的政治語言早已分離。鄭麗文使用的是「規範性憲政語言」，而台灣社會目前運作的是「經驗性的政治語言」。兩者若未加區分，極易產生誤讀與政治衝突。蔣萬安的語言策略，正是試圖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
國民黨的認同內戰：才剛開始
這場隔空交鋒，不只是一次媒體口水戰，而是國民黨未來兩岸路線的縮影：
㊣是要回到「中國文明」敘事，還是站穩「台灣共同體」來敘事？
㊣是要向對岸與國際說話，還是先向台灣島內的選民交代？
這不只是哲學的問題，而是選舉的問題、權力的問題，也是國民黨生存的大問題。可以預期的是，只要鄭麗文持續高舉「我們是中國人」的論述旗幟，蔣萬安就必須不斷強調「我是台灣人」、「我是中華民國國民」來作為防火牆。因為在台灣政治的現實裡，對「中國人」的認同與說法，不僅是單純的概念性語言，更是能否贏台灣民眾手中選票最殘酷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