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2026年全球經濟預計在AI技術推動、通膨放緩及政策刺激下，維持約3%至3.3%的「穩定但脆弱」增長，表現具韌性但動能較前兩年略緩。主要成長引擎為美國（高AI投資）與印度（強勁消費），中國則尋求結構性轉型，面臨放緩壓力。地緣政治動盪與貿易壁壘為下行風險。但是在這過去三十年，全球經濟體系的核心邏輯是效率。全球企業競逐最低的成本、最快的交貨速度，以及最精準的供應鏈配置。台灣憑藉其靈活的製造體系、完善的供應鏈管理能力，以及高度的商業信譽，在全球企業都追求效率極大化的浪潮中，成功躍升為全球半導體與電子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關鍵節點。然而，這套行之有年的遊戲規則正在快速地被顛覆。
當世界不再單純追求效率與成本，而是將「可信賴性」（Trustworthiness）與「國家安全」置於優先地位。隨著大國競爭加劇，科技與地緣政治深度交織，經濟政策早已不再是單純的成長工具，而是國家戰略的前沿武器？關稅壁壘、出口管制、投資審查、技術限制，以及嚴苛的供應鏈盡職調查，正被全面制度化及武器化。全球產業鏈的成長驅動邏輯，已從效率導向，根本性轉向安全導向？
對台灣而言，這是一個風險高度集中的危險時刻，更是需要重新定義國家戰略與制度韌性的歷史關卡。
從供應鏈核心到地緣政治前沿
半導體、關鍵礦產、數據流動，現已被重新定義為全球的戰略資源。台灣作為全球晶片供應鏈的中樞，不可避免地被推向地緣政治的最前線。過去只著重成本與交期的供應模式已不復存在。現在，企業的生存條件是建立備援產能、確保多元供應來源及風險分散機制，避免任何單點失效對全球體系造成致命衝擊的「安全經濟」。
穿透式監管的挑戰與雙重合規成本
與此同時，由歐美主導的「穿透式監管」正在重塑全球貿易的合規門檻。歐盟的《供應鏈盡職調查指令》（CSDDD）與美國日益嚴格的出口管制和投資審查制度，已將監管範圍從產品本身，延伸到整條供應鏈的倫理、政治和技術來源。企業不只要完成交貨，更要「交代清楚」每一個零組件、每一段數據流、每一次技術轉移是否符合安全與合規標準。
這對於過去高度依賴全球轉包與跨國配置的台商而言，絕對是結構性的挑戰。
更深層的變化在於：全球科技體系正走向「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的分裂。美中兩大科技陣營在通訊標準、人工智慧倫理、數據治理與平台管制上日益背離。這迫使深度連結美國技術、又高度仰賴中國市場的台灣科技業，面臨急遽升高的選邊壓力與雙重合規成本。未來「安全經濟」的競爭，不只是技術強弱之爭，更是「制度適應力」與「法規整合能力」的高低較量。
若台灣無法在制度與技術的快速轉換能力上升級，整體產業競爭優勢將被逐步侵蝕。
程序黑箱：台美談判成為典範轉移的警訊
在這樣劇烈的安全典範轉移中，台美之間的關稅與經貿談判，正是一個檢視國家處理戰略議題能力的高度象徵性案例。
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率團與美方談判數月，對外宣稱取得「關稅不疊加」、稅率降至15％等成果，並強調不低於日韓待遇。這些成果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問題在於：政府對關稅以外的談判內容，卻幾乎完全不透明。
台美談判範圍極廣，涵蓋對美投資承諾、台灣市場開放、非關稅障礙、農業與服務業等影響社會與產業結構的高度敏感議題。行政部門至今只選擇性公布「好消息」，對實質影響結構的內容，卻始終三緘其口。
更令人憂慮的是，行政部門一方面表示協議完成後會依《條約締結法》送立法院審議，另一方面卻動員產業團體與輿論施壓國會，暗示立法院只能整案背書，否則就是「要與台灣經濟過不去」？
這種做法，與民主政治中國會監督行政、避免黑箱決策的基本精神，早已經是背道而馳。
《條約締結法》：守護制度韌性的底線
《條約締結法》並非形式主義，而是國家在重大對外承諾上的制度防線。依據該法第三條，凡涉及國防、外交、財政或經濟重大利益的協定，必須送立法院審議；第十條規定，立法院若決議修正，行政部門須退回重談；第六條更明文指出，主辦機關在談判過程中，應適時向立法院報告談判方針與可能爭議事項。
這不是行政部門可以選擇的「選項」，而是國家制度設計的「本意」：確保國家在重大外交與經濟承諾上，決策權不會只任由極少數官員在密室中就可黑箱壟斷及「賣台」。
對照蔡英文政府時期在處理與美國談判「21世紀貿易倡議」的作法——在簽署前即公布摘要與文本，並與國會及產業界充分溝通——賴政府此次處理台美談判的方式，明顯更為封閉、更具政治化傾向，並更仰賴動員輿論壓力來壓制國會合法合規的監督。
在「安全經濟」時代，國家確實需要快速的戰略決斷力，但更需要制度自信。一個缺乏透明度與國會監督機制的決策過程，即便戰略目標正確，也終將損害國家長期的可信度與國家制度的韌性。
台灣的轉型出路：從效率紅利走向社會韌性
在全球安全典範重構之下，台灣的出路不只是「選對邊站」，而是必須同時完成三個維度的轉型：
1. 將合規能力轉化為核心競爭力：
建立端到端的供應鏈追溯系統，結合AI與數位管理，將高標準的法規遵循（Compliance）視為取得國際信任與參與全球安全供應鏈的必要門票。
2. 從技術優勢走向生態系整合：
深化與理念相近民主國家的「安全經濟」產業合作，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從規則接受者轉變為規則塑造者，提升台灣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
3. 堅守民主程序，強化制度韌性：
確保重大對外經濟決策過程的透明性與國會監督的有效性。因為在「安全經濟」時代，制度本身就是國家可信度的一部分。
世界都正在開始重新洗牌。能夠在競爭與合作之間靈活導航，並擁有強大內在制度韌性的國家，才有資格主導新的全球經濟秩序。台灣若能順利完成從「效率紅利」走向「安全韌性」的轉型，不僅能化解地緣政治壓力，更有可能把自己打造成為全球安全供應鏈的關鍵樞紐。
但前提是：台灣不能只要戰略正確，還更要行政程序的正當。
終極考驗：強化產業韌性，同步建立社會韌性
然而，「安全經濟」典範的重構，其影響不只停留在國家戰略與產業布局，更直接落在年輕世代的生活與未來選擇上。當產業結構愈來愈集中於高風險、高技術、高資本密集的領域，台灣年輕人面對的不是單純的就業競爭，而是一套更高壓、更高工時、更高不確定性的「全責任制」職涯高競爭環境。
半導體、AI與關鍵科技固然撐起台灣的國際地位，卻也讓台灣勞動市場出現結構性失衡——台灣少數高薪技術職缺與大量低薪服務工作的薪資收入落差愈來愈大。居住成本、教育負擔與職涯焦慮同步升高，更形成台灣新世代的壓力鍋。
在「安全經濟」時代，國家若只片面強化產業的韌性，卻忽略社會韌性，風險終將內爆。台灣年輕世代若對體制失去信任，對上升流動感到絕望，任何再宏大的國家戰略布局，最終都會失去承載者與支持群眾。
因此，台灣真正需要建構的，不再只是「安全的供應鏈」，更是「有出口的社會結構」—讓努力有回報、讓風險可承擔、讓未來看得見。唯有在台灣產業「迭代升級」的同時，同步配套勞動保障、住宅政策、教育與人才培育體系的轉型，台灣才能避免陷入「戰略成功、社會失衡」的內在矛盾。
「安全經濟」時代典範重構的終極考驗，不只是在國際的談判桌上，也不只是在產業數據庫裡面，而是在於台灣年輕人是否還願意把人生押在這塊土地上？只有當台灣能同時守住國際戰略的高度、政治制度的底線與點燃世代希望，這場新時代「迭代升級」的大轉型時期，台灣才算真正走對方向…。